如果用超越或内在超越这一类概念去理解中国哲学, 无疑将模糊以上的重要差异。
体之不可得而知，味之不可得而尝。守不住，或不承认，就没有或丧失人性，就不是人。
它要求在同一思维过程中，对同一对象不能同时做出相互排斥的判断，即不能既肯定又否定它。但这则寓言指的不是这种不可能，因为攻无不克的矛是有存在的可能的。这几种情节看起来是信手拈来，其实都是精心设计的。人之有是四端也，犹其有四体也。（《韩非子·难一》） 众所周知，这是后来被概括为自相矛盾这个成语的寓言。
谈辩证法的话，重视前者与重视后者，立场很不一样。其关怀的对象不是人而是动物，行善的范畴似是扩大了。我们也可以说，情感就是最本源的生活显现。
[99] 黄玉顺：《中国正义论的形成——周孔孟荀的制度伦理学传统》，第26-27页。但在根本上说，则是一个思考不透彻的问题。也非对理性形而上者的信仰，亦即理性哲学式的信仰体验。例如有的学者的观点：现代哲学是对基础的探求。
二、理论上超越了牟宗三儒学。而生活儒学的生活本身指的却是无人、无物的存在，这乃是说生活本身恰恰是指非人的生活。
[139] [美]理查德·罗蒂：《哲学和自然之镜》，李幼蒸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4页。[133] 杨虎：《阳明心物说的存在论阐释》，山东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4年，第46页。《由意义治疗到存有的治疗——林安梧关于异化问题之崭新的思考》，《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2期。因此，顺理成章地，二位先生谈到了儒学的诠释方法。
而秩序的建立需要一套规范、制度体系，这就涉及到社会正义的中心之维。（一）思想发生的共通性：现代性诉求的儒学表达 从思想的发生来看，现代新儒学建构新外王尤其是民主政治制度的愿望，正是一种现代性的诉求。牟氏在《五十自述》客观的悲情一章中有述。其二、鉴于在现代性生活方式下形下学问题仍然需要形上学的奠基，为此，就需要重新建立相应于形下学问题的形上学。
由于罗蒂等反基础主义者缺乏更加本源的思想视域、反对任何元（基础）思考的狭隘立场，终究错失了这一可能性。《当代儒学》第12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
这里的仁就是指形上的性体，他据此批评韩愈混淆了形上之仁和形下之爱，认为仁不能只是形下之爱。（二）生活儒学与后新儒学的观念层级之展开 1、形而下层级：公民儒学与中国正义论 在形而下学的伦理学和政治哲学层面，后新儒学体现为公民儒学理论。
再进一步说，当代新儒家的当代新儒学（儒学的当代形态）是对现代新儒家的现代新儒学（儒学的现代形态）的传承和发展，其思想理论有继承也有批判和创新亦自不消说。这两者在儒家思想中都有它相应的一面。笔者把这种向度称之为立相。[80] 当代性的概念是黄先生提出的，以与前现代性、现代性和后现代性相区别。今天我们至少还可以领悟到一点：说人的生活，却用草木的生长来说，这意味着在他们的观念中，人和草木之间是没有区别的[117]。[14] 按照这个划分，牟宗三儒学属于现代新儒学的一个阶段，当代儒学的开展必须走出这个阶段。
由此，黄先生认为，罗尔斯的正义论没有这样一种区分，他提出的两个正义原则都是某种规范、而非规范所赖以建立的原则。基于这种视域，黄先生提出了中国正义论的基本理论结构和正义原则。
黄先生创构的生活儒学不是儒学的生活化，而是儒家思想的一种当代理论形态，即是解构既有的传统儒学，建构一种新型的儒学。总而言之，作为一种现代性诉求的儒学表达，黄先生的生活儒学和林先生的后新儒学都自觉地突破20世纪新儒学的先验本质主义、主体性哲学的困境。
[28] 林安梧：《论儒家的宗教精神及其成圣之道——不离于生活世界的终极关怀》，见《中国宗教与意义治疗》第二章，台北：明文书局1996年版。[23] 参见黄玉顺：《作为基础伦理学的正义论——罗尔斯正义论批判》，《社会科学战线》2013年第8期。
例如，科学需要相应的知识论，而知识论的核心在于范畴表。[29] 唐君毅：《生命存在与心灵境界》，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确实，现代新儒家、港台新儒家并非没有自己的政治儒学。林先生认为，为了克服牟宗三儒学主体主义的倾向，必须把此主体放置在历史的总体性和生活世界中，转化良知主体性为实存主体性。
首先，生活说的是本源情境及其本源结构。生活世界是人参与开启的历史生活总体，这种意义上的生活世界确乎不同于胡塞尔式的先验论进路，也不同于海德格尔式的生存论进路，倒毋宁说是一种经验论进路。
后还可以表示时间和空间的次序、位置。在现代性的生活方式下，不承认个体价值的正义论以及伦理规范显然是不正义的。
按照中外思想史上固有的思路，人类信仰的最高层次是宗教性的。宋明儒学为心性儒学，公羊学为政治儒学。
[⑨] 周良发：《儒学展开的新向度：略评黄玉顺的生活儒学》，《渭南师范学院学报》2011年第7期。其次，在形而上层级，后新儒学的存有三态论和生活儒学的变易本体论都体现了对传统本体论的批判，不同点在于：存有三态论仍然是从某种实存主体出发，而没有彻底超越主体性哲学的视域，只有立本而没有先行的溯源。从观念的奠基向度看，内圣为外王奠基。在这种连续的情形之下，儒教的宗教性与其人文精神是合在一块儿的。
[24] 近代以来，儒教问题一直是中国学术界、思想界的重大争论话题之一。这就需要我们首先回到大本大源——存在或曰生活。
总之，我们今后的哲学建构必然是以某种先行的存在论建构——源论为基础的。关于中国正义论，黄先生已出版了两本著作：一本是论文集《中国正义论的重建——儒家制度伦理学的当代阐释》[21]（英译本Voice From The East: Chinese Theory of Justice列入国家社科基金中华学术外译2013年度项目，已由英国Paths International Ltd于2016年1月出版）。
而我们知道，这正是儒家的观念：生活之为存在，首先显现为爱的情感。[②] 关于生活儒学，黄先生迄今已经出版了6种著作。
